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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光彬:中华文化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源头活水

  1. 发布时间:2017-1-11 10: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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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济民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底色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资源尤其是经世济民、经国济世等富民富国思想,是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底色。

 

以民为本的国家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影响至今不绝。古人说:“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尚书》中又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国家治理观。作为一种政治智慧和治国理念,民惟邦本的国家观核心是要求国家依靠人民,把人民视为国家盛衰的命脉,政府执政要取信于民、关心民心向背,经济发展要依靠民心民力。

 

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的富国裕民传统就起源于中国。《管子》开篇“牧民”认为,治国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充实国库,满足民众物质、精神两方面的需要,主张治国理财要厚生、富民,其中涉及分工、市场、财政、货币、贸易、价格等方面的内容,以现代经济学理论来看也是相当精辟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主张重农富民、以民为本,法国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认为自己的《经济表》就是根据儒家经典写作而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出的类似于自由市场的理论和“善因论”被认为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渊源之一。《史记·平准书》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典型的“中国王室财政学”,也是保存下来的“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最古老文献”。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古代成就值得深入挖掘

 

16世纪以前,中国的经济总量名列世界前茅,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和科技强国。与此对应,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也至少出现了两次高潮,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发展的策源地。

 

第一次高潮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是我国政治结构、所有制结构和社会结构大变革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涌现了一批伟大的学问家,他们对社会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深入研究,对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影响。以管子、李悝、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学派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已经有了较为系统的关于国富民富的思想。在经济价值论上,管仲和孔子都提出价值创造来源于人力和土地,其中人力是关键。《管子·八观》说:“民非榖不食,榖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动,民非力作,毋以致财,天之所生,生于用力。”《管子·牧民》说:“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即怕的是没有人能使人民分工从事专业化的生产和管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在《大学》中明确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在经济分配论上,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命题,《论语》中明确地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管子》中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个从生财和用财的角度讲“取之有度、用之有止”的国家治理逻辑,清晰易懂,寥寥数语,令人折服。《管子》提出的“轻重论”中发现了商品与货币的供求影响价格的规律,体现了货币数量论的基本要义。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理论精华,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要养分。

 

第二次高潮出现在两宋时期。我国汉唐形成的物质基础、技术基础和思想革命到宋代结出硕果。宋代工商业首次超过农业成为国家税收的主体,水力机械革命、海上商业革命、印刷文化传播革命、纸币发明引致货币革命等导致工商业经济和城市大发展,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发展面貌和状态。学术方面,以现代经济学来审视,当时也产生并发展了大量有关市场经济理论、货币理论、财政理论与经济伦理学的思想。比如苏洵、苏轼、苏辙和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偏重功利。叶适倡导言利,承认人心逐利的正当性,主张从人们的利益关系认识社会。叶适还提出了“适度人口论”“四民平等论”“劣币驱逐良币论”等。张载、程颢、程颐和朱熹、陆九渊为代表的理学学派偏重性理,认为人们追求利益要建立在道德规范的基础之上,应规制人们过分的欲望。两派的理论争论推动了人类对欲望、功利、理性、道德和商业伦理的认识。此外,由《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及续集构成的“十通”财经文献,既是经济史专著,也是经济制度学专著。这些原创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和文献,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得天独厚的养分。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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