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4年8月由北京矿业学院（现中国矿业大学）毕业分配来西安科技大学（原西安矿业学院）任教的。转眼五十三年过去了，卑人现已步入八十高龄，屈指算来，马上迎来学校六十华诞。地质系七十周岁了，忆十几年的风雨历程历历在目，看今早的欣欣向荣，真是感慨万千啊!
服从祖国需要，来到西安矿业学院。1964年7月，在北京矿业学院读完五年煤田地质与勘探专业，填报分配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着二、三、四志愿分别是新疆、内蒙、黑龙江地质勘探公司。当时年轻人的口号是:到艰苦地方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作为班上共青团干部当然要带头填报去上志愿，但到落实地点时，负责分配的系党总支负责人却说把我们分配到西安矿业学院教书。我自幼不苟言词。不愿意教书，但领导问:“你第一志愿填的什么”我毫不犹豫的回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现在祖国就是需要你到西安矿业学院教书”接着按照中央指示:清理清理思想再走。经过一个月的清理。就带着一个行李卷、一个木箱子奔赴工作岗位了。来到西安矿院人事处一报到，负责人说:按照中央指示:先下基层劳动锻炼一年，合格后再回校报到。一天未停立即倒车回铜川李家塔煤矿，按照要求搞地质、矿建专业的一律下井搞掘一年，于是就换上了工作服、戴上安全帽，当上了一名煤矿掘进工，在一二百米的井下，在阴暗潮湿、岩粉弥漫、电钻噪声震耳欲聋、四面岩壁夹块肉的环境下工作了二百多个日日夜夜，在岩石冒顶、上边老窑灌水中几次险些伤命中经受考验，在1965年的8月拿着劳动锻炼优秀合格证回校报到。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西安矿业学院才从西安交通大学分出不久，全校三个系（地质、采矿、机电）只有一个三层的教学楼、一个实验楼、一个小行政楼、一个学生宿舍和单身教师楼、一教工筒字楼，一个小家属楼，全校只有1500学生的规模，每年充其量招收300名学生。全校学生还不及现在的一个系（学院）。
1965年8月我分到地质系煤田地质教研室任教，开始先给普地教研室主任顾宝荣老师当助教，助教的任务就是上实验课，并帮主讲教师辅导。之前我就听说顾老师是个要求很严的讲师，不仅对学生要求严，对他的助教更是一丝不苟，一位之前给他当过助教的刘老师因为备课不认真，给学生上实验课讲得驴头不对马嘴，被他当场轰下了讲台，之后因多次上课不理想，被调离了地质系，为了不走前车之覆，我把顾老师给我的讲课任务，反复备课，在宿舍内反复试讲，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果不其然，前几次讲课顾老师在台下频频点头。我下来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就这样讲，很好。
我刚来地质系，当时好几位老教师下基层蹲点和调研去了，系领导把家属每月买煤，买粮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时候每家一个蜂窝煤炉子，煤、粮都是定点计划供应。每到月初，我就蹬着三轮车去鲁家村替教师买煤、买粮。有一次，我蹬着三轮车刚出后门（即现在的南门），碰见本系的李守章老师，他虽然是1957年就分配到这里，但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他热情的迎上来，帮我同去，我欣然应允，他说去时空车让他骑，回来时重车我骑，我也满口答应了，当我把空车让位给他时，我问他会不会骑三轮，因为在此之前我在操场学练了好长时间，他蛮自信地说：他骑自行车很多年了，三轮比两轮更稳当。我说有时用的不是一个劲儿，他说没问题。那时候马路上也没多少汽车，他骑着，我偏邦坐着，快速向东驶去，到了雁塔十字要向左拐弯去鲁家村，拐角的东北角，一个三轮车夫正躺在车上闭目睡觉，李老师快速的车径直向他冲去，我高喊着叫刹车，他慌了手脚，说时迟，那时快，一下把那个三轮车给撞翻了。车夫也倒在地上，他佯装爬不起来，我们赶快把他搀起，他说他胳膊疼的不能动了，他的车也撞伤了一点，我们再三赔礼说对不起，他正颜厉色！，坚决不答应，让我们给他修车，包骨养伤，他没法拉客人了，赔误工费。我们说这下可捅了大蚂蜂窝。最后好说歹说让给赔十元钱。少一分一文都不行。十元当时不是个小数，李老师每月60元，我刚转正，工资每月从48.5转成58.5元，当时的大雁塔虽说是个西安著名的景点，门票4分，登塔免费，逛景区的人寥若星辰，被破烂的村户和庄稼菜地包围着，院墙褪色剥落，俨然一个破败的寺庙。三轮车夫守株待兔整体也拉不上一两个客人，挣不上块儿八角，你想，从火车站开往医学院的5路公交车才5分钱。如今他竟然张开狮子大口向我们索要十元钱，我们理屈词穷，出于无奈，只好吃哑巴亏，下来我们两人二一添作五各掏五元钱了事。
进校才一年多，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我院学生造反精神也是出了名的，我系的学生徐抗学也是西安有名的造反派学生领袖之一，曾在北京受过周总理的接见。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5路公交每每路过咱院东大门口，学生便后手着刷子在车体上快速地写上”造反有理！”几个大字。文革中的老教授、老教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们刚工作的年轻教师因为属于保皇派受到冲击，但很快就解放了。我曾两次背着十几斤重的行李徒步串联，一次我们一行八人沿两万公路翻秦岭走到重庆，两千多里路，整整走了一个月，在秦岭上，我们双脚打泡，拄着路边捡来的棍子一瘸一拐的走着，散发着毛主席语录传单，一个个卡车司机路过身边就停下来让我们上车，我们都一一谢绝了，高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硬是把一千多公里步量完，到达重庆，参观完红岩村、渣梓洞白公馆后回到西安，一看没事，又组织几个人经兰田翻秦岭步行到武汉。文革筹委会派我去带学生实习，我一个人带地质系63级30个学生在江西勘探队实习两个多月，蚊叮蛇咬、麻疯病、流脑，几次学生难以忍受造反要回校，我坚持完不成任务不返校，我不顾流脑传染给我，陪患流脑的学生在医院度过了几个日日夜夜，硬熬到他病愈出院。后来领导又派我和郭崇章老师去湖南株洲湘干煤田会战指挥部调查我院毕业生的情况，学生给我们数的顺口溜如今还记忆犹新:”十七年寒窗苦读三十八块五（当时湖南工资类别低未转正的毕业生月薪38.5元，转正之后为48.5元），十五块的生活费，十五块养父母，剩下八块五，留着糊屁股。”（当时大家都穿着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补丁衣服，尤其膝盖和屁股都有补丁）。是啊，后来又过了多年。老系主任袁耀庭以调到煤科院地质分院当副院长，开全国学术交流会时见到我还说:“闫文英，你这次参加全国学术会议都穿着工作服，你就没一件穿得出去的好衣服吗？”“是的，我压箱底的衣服也超不过工作服啊！”
几十年的风雨征程，留下无数怀念和纪念。我只是信手拈来几个例子说明今昔的天渊之别。
几年过去了，当年地质系的四大台柱袁、张、李、顾（系主任袁耀庭，煤田教研室主任张钵，岩矿教研室主任李晋，普地教研室主任顾宝荣）都先后随学院的老领导郝耀，罗沛驾鹤西去，对学生要求挺严的所谓约法三章（岩矿老师傅炳章，古生物老师郭崇章，水文地质老师李守章）都也先后随去。当年的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如今也都迈入七老八十的队伍。放眼看看我们的弟子们现在他们把院系治理的蒸蒸日上用十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来形容都不过分。想当初千把人的学院如今发展成几万人怎不令人感慨万千，至此第33个教师节时节时把这些欣欣向荣的景象，告慰当年院系的留办人和骨干。他们的在天之灵也一定会感到无限欣慰和自豪！
2017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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