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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康延介绍民国公民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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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所受的教育，铺开一个人的命运。”邓康延相信，教育是一项很美很温暖的大业，它朝向人生命的内里，成为知冷暖的皮肤，识明暗的眼睛，辨善恶的心灵。“不管去学校的路有多远，童年都要背起书包；不管教育改革的路有多险，今天都得去攀援。”因此，他也发出这样的请求：“不懂、不爱、不愿献身教育的人，请离开。”
【致敬辞】
中国教育积弊已深，变革却举步维艰，批评者痛心疾首。邓康延关注教育，他用纪录片呈现教育的病理与希望，用文字表达诉求与忧思。影像是他直观的现象记录，而文字却是画面之外的深入思考。邓康延及其团队关注的教育宏观而深入，教材改革、在家上学、农村职业教育、华德福教育、课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学改革，无不在其关切之内。让教育回归本位，赋教育以尊严，铸就现代意识，拥有健全人格的公民，是其孜孜以求的教育目标。他瞩目那些活跃在一线基础教育的实践者，传播他们“盗来”的火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邓康延的采访和书写，雕刻出赓续“树人”这一教育传统的盗火者群像。
教育决定着个人身心的成长，教育关乎着国民的素质优劣，教育影响着国家的兴旺发达。对教育沉疴的长期关注，并以现实行动彰显了他所认定的价值，就此，我们致敬《盗火者》！
【答谢辞】
哪怕回声在多年后
若不让这个民族亡，终究无法请来上苍垂怜她的孩子，只能让更多的人站出来喊一声“教育”，哪怕回声在多年后。我和同伴梁罗兴只是编著者，感谢第一线的老师，感谢感同身受的学子与家长，感谢有见地的许多学者专家，也感谢不愿接受采访的教育官员们用沉默表达心态。感谢总编导刘晓梅带队深入现场，记录了教育的困境与难点;感谢新星出版社责编陈卓先生，一次次居危力挺，才有了这本书；感谢新京报及评委众里垂青，为书添加了价值；感谢走向开明开悟的年代，让这本书成了冲天一叫的鸟儿，——它不是凤凰，却有着世俗的痛感和温暖，喜欢爱恨交织的天空，自由飞翔是它躲不过的命运。
不烧痛自己，则会麻木于冰天雪地
新京报：你对《盗火者》另有期待，希望它更犀利，同时又希望它更温厚？
邓康延：不对比不知教育深浅，不走近不知触目惊心。我看十集纪录片《盗火者》样片时，几度心颤。向这部纪录片和书籍的尽心尽力者致敬。我只是个激情大于理性的组织者。总编导刘晓梅带领年轻的编导团队，历时一年多聚焦教育现状和当事人。我们互相提醒，要多找阳光面，虽然大家都知道，真诚的批判，远胜过挖空心思的奉迎。后来我们真的发现，在每一困境后面，都有欲挽狂澜的人。他们是最后的太阳，但不是夕阳。
新京报：《盗火者》一书及其同名纪录片，在公共表达上遇到怎样的压力？
邓康延：《盗火者》纪录片不是政论片，是多年来此领域鲜见的现场纪实，从凤凰卫视首播至多家电视台将播，一路风尘。其实，敏感的问题只有正视才能脱敏;《盗火者》书籍取萃于电视片，又加入许多片中未充分表现的内容，二者相得益彰。几年前我在写民国《老课本新阅读》时说: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今天我想对《盗火者》作者群说一句:不烧痛自己，则会麻木于冰天雪地。猴子也会火中取栗。
新京报：你之前对纪录片《盗火者》之热，感到意外，如今对书籍《盗火者》这般受关注，又有怎样的心情？
邓康延：《盗火者》因同名纪录片而生，影像延伸出文字版，加上许多电视采访后未能用的素材以及教案，分类编排，深化补充，这本书有了正常的骨血。用中国汉字纪实中国教育现状，本来理所当然，未料许多压力。所以《新京报》及其书评家授予的殊荣，让我们喜悦又惶恐。教育本不该这般，已是这般的教育人人知晓了还不能说，岂非当代的皇帝新衣？还好，我们保留了时代麦穗上最新的锋芒，它只是一粒粮食，或成为2014年教育饥饿的标本。
新京报：《盗火者》若是2014年教育饥饿的标本，那么制造这个特殊标本的社会，你会如何描述？
邓康延：2014年，有缩紧的报道，也有绽放的参与。以微的形式大起来，以筹的力量众起来。互联网最大的受惠体就是信息不畅、资源蛰伏的国度。网络让风雨飘过每一小屏，也让阳光闪亮每个终端。网购已能在缺乏诚信的土地上遍地开花，我不相信人民更需要的就不结果。急剧转型的年头，对人对国，都有着弯道超车的机遇和风险，度的把控微妙如微博微信微视。
新京报：这样微妙，充满压抑又有类似冒险的喜悦的一年，你和你的团队是如何度过的？
邓康延：2014这一年，深圳越众影视团队合作完成了十集纪录片《盗火者》和一本书，十集纪录片《黄埔》和一场致敬黄埔军校90周年的展览《惊涛伟岸》，以及刚完成的五集纪录片《布衣中国》。这三部片从文化教育、军事战争、百姓生活中取材，不求标新立异，只想正本清源。
一个50后的受教育记忆
新京报：记录是为了不让往事如烟，你如此执着于记忆，执着于对遗忘的抵抗，与你自己生命的记忆，有着怎样的关系？
邓康延：我生于1958年，那年大跃进的粮食、钢铁、科研、教育等等，都在赶英超美的口号里被翻了几番几百番，胆大震天，鸡毛上天。二三岁时撞上了饿。外婆曾回忆:食堂领了两碗稀粥，小外孙呼噜噜喝完一碗，又把外婆的一碗喝了。
上学了，正读石木水火的课本被急停，要求大家抄写最高指示。满街是批斗游行，大字报传单，武斗捍卫。看到两位老师上吊、跳楼自杀，少年的心悲伤恐惧。还必须下乡插队劳动，好在刚复出的邓小平恢复了高考，用备印毛选五卷的好纸改印试卷，我成为文革十年后第一届77级大学生。
八十年代很快成为怀念。我后来南下深圳，从《深圳青年》《凤凰周刊》到纪录片公司。我觉得对健忘的民族，白纸黑字涂红抹绿的提醒，远不及纪实影像。
需要感恩太多的人，甚至反对者，他们推助一个50后去做要做的事，至今在不知名的路上。
采写/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 (本文来源：新京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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