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康延，男，祖籍昆明，成长于西安，曾上山下乡插队劳动，恢复高考第一年考入西安矿业学院（西安科技大学），毕业分配至煤科院西安分院，任地质工程师。1993年转行至《深圳青年》，历任编辑部主任、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现任深圳越众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出版有各类著作及电视作品。代表作曾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
邓康延：打捞历史
作者：侯燕俐 来源：《中国企业家》
老课本折射出的温润、笃定的中国气质引起了共鸣；不以黄金为最贵的时代，就是黄金时代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微博上“@”的那个邓康延，《老课本新阅读》作者，我们在深圳见到了。54岁的他现在是深圳越众影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和制片人。
这天有些阴，风微凉。邓康延翻出一摞老旧的民国教科书，展示最原始的创作素材。有的读本绘有彩色插图，大部分句读标记清晰可见。
老课本能在邓康延手里被发掘和演绎，是他自己也不曾预见的。2008年，邓康延在云南腾冲拍摄远征军纪录片时，闲逛到老玉市场，随口问一位老伯是否有旧书卖。对方递给他几册泛黄的民国年间小学课本，他打开一看，颇为吃惊。其中一课讲到：“关于职业：猫捕鼠，犬守门，各司其事。人无职业，不如猫犬。”
邓康延马上产生了要做点什么的冲动—他一贯如此，甚至觉得这次发现是他和团队苦心孤诣寻找远征军所带来的福气。他开始有意识地收购更多的旧书，并在《深圳商报》专栏上写起了《老课本新阅读》。一面是原汁原味的教义和生动俏皮的插画，一面是邓自己的简单附注和明快点评。不久，《读者》找到他，希望结集成书出版。2011年1月，此书面世，大卖。
邓康延喜欢反复读其中的佳句：“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它不吃草，它看着花。”这有多美！“民国时大学者乐于伏下身子写小学课本，蔡元培也曾提出用美育代替宗教。那会儿的建筑、布匹、手工，有大气、美感。”再看这个：“茶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读来半文半白，邓觉得颇有味道。
老课本折射出的温润、笃定的中国气质引起了两岸三地的共鸣。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授权出版，三天内卖掉1000册。陈丹青读后给邓康延发短信，简单一句话：民国教育好善良。台湾作家张晓风看到这本书，激动得连买了十本，送给其他作家。
皮肤上的哲学
称自己童年“忧伤而狂野”的邓康延，生于西安，读完中学赶上插队下乡最后一批，恢复高考考上第一批77级，学习地质后来从文。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既无所畏惧，又敏感心细。曾经，一位来自贫困地区的同学为了自尊，故意把不小心掉在地上的馒头踢开。他走上前去剥掉外层的皮，啃着吃了。所见山水、所闻空气、所经饥饿，都被他称为“皮肤上的哲学”，因其真切、自然、牵动人心。他未来的所有选择都将与此同构。
血性十足的邓康延怀着改变生命轨迹的愿望转到深圳，从此扎根。1992年，他成为《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时值下海潮，他所在的杂志鼓动着全国各地的年轻人到这块热土闯荡。后来，他接任《凤凰周刊》主编，向时政评论转向，常打擦边球，在历史真相与现实扑朔中斡旋。
2003年，当邓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听到滇缅远征军的故事时，禁不住潸然。酒酣之时表态：哪怕辞职不干了，也一定得给他们拍个纪录片！这部名为《寻找少校》的纪录片历时两三年，投资一度搁浅。
直到2005年，越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宪找到他，邀请其成立影视公司时，他又把这个事情拾起来，并有些执拗地说：“我可只做纪录片！”了解邓脾性的企业家竟也应了下来。他给公司定的经营理念是：发现不应被湮灭的人和事，记录真实，尊重每一个人。正直公理永远是位于第一位的利益。
“世界观对了，世界可能就对了。”邓康延对同乡导演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并不满意。“在南京大屠杀这种生态下，那些秦淮八景过于浓艳了。不是说不可以艺术处理，但这离不开对人性的关怀和对于客观事实有度的把握。”
深圳基因
在邓康延看来，深圳是一个很奇特的移民城市。最早商业化、市场化，但又富有浓郁的人文情怀。“深圳义工多，不缺血。人们有梦想、敢闯，又有包容、草根性，不唯利是图。”
因此他也拍《深圳民间记忆》，捕捉大时代下典型个体的命运。“深圳的民间力量很强大，各种协会和NGO，如登山协会、徒步行走协会、无线电协会等等。人们相信能以阳光、平和、专业、理性的力量来改变社会的面貌。”
邓康延的执着吸引了这个城市里与他惺惺相惜的企业家，“这些兄长、朋友给我不少支持。”有一回在晚饭前，他给朋友们播放了《发现少校》纪录片，结束之后，众人鼓掌感慨，有企业家说：再有这样的纪录片，一定跟我说。身价过亿的房地产大佬朋友有时也会羡慕邓康延，不仅在做自己理想中的事情，还能得到社会的共鸣。
“财富再多，无非也是吃喝拉撒睡。我时常站在鱼翅、鲨鱼、熊掌的命运这边，想象它们被我们吞食的痛苦。不是不想谋求好生活。就怕万一换了大房子，心态变了。如果在房子和能做出点什么之间选择，我觉得后者就是我的大房子。”
深圳有位副区长来邓康延的公司视察，询问他们的近况。当得知邓康延他们要制作纪录片《先生》，记录民国以来的知名学者时，决定拨款50万，成了该项目的启动资金。深圳政府文化基金对重点题材补助，是邓康延制作纪录片的一个独特的资金来源。同样居于深圳的2010年中国国家形象片导演高小龙则对题材很兴奋，主动请缨要求拍胡适。
“有些朋友认可你的制作水准，就介绍商业片给你做，因为可以养着制作周期过长的纪录片。说实话，以前很少操心过钱的事情。做了公司逐渐意识到，商业是两点之间的直线，是最简洁和市场化的解决方式，不能总靠人情吃饭。”
2008年公司成立至今，邓康延还没怎么找到纪录片合适的商业模式。在国外，纪录片通常有国家基金支持，早期即被电视频道高价收购，广告商买单，用户付费，形成良性循环。但他不怎么担心。“当GDP发展到一定程度，纪录片的收视人群一定会上升。因为这事儿无可替代，反而激发我的斗志。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往往是想拍，先拍，拍完之后再想市场推广，屡试不爽。努力去做，慢慢会被社会认可。”
邓康延经常发火，也经常笑，不太有权威感—但在大历史观上，他没得商量。他也希望能像崔永元那样，更好地分配人力、找到更多的钱。一年三四十集，建立基金，由专门的人来监督和把关，按照步骤、程序推进。找来钱，用好钱。“总公司的压力也大，建筑行业毕竟利润单薄。最初也不要求商业回报，但随着影响力增大，也得找出盈利方向。”
那个黄金时代
邓康延一直记得小时外婆跟他讲的一句话：“将心比，同一理。”追求那些先打动自己的，再谋求打动别人。而打动别人需要深入地了解、提升，以及包装。不管平面还是影像，好的东西是最终会看见的，认真的东西是能流传的。比如，明清的桌椅板凳，木工师傅都是用心、用情打造，做完了正面还在抽屉背面打磨。有人不解，谁会看得见，有这个必要吗？师傅说：我能看见。
五十知天命的邓康延说自己是老愤青和老热爱的合体，也正因此更加珍视回归本真的探索。如果不能重新发掘历史真相，不能为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为找回大中华肌理出一份力的话，他心里会憋闷得慌—“太多的人不快乐，不安全。”
“说到底，我也不是一个商人。”他开始叹息，“我只能用把握的文字书写作为这代人一分子所看到的现实与情感，是独特的、抚慰我的心灵，为后世提供不同寻常。”穆旦的诗、木心的散文、陈丹青的音乐笔记，这些未必是显学但语言架构和情绪别致的养料深深吸引着他。“我去了野人山，想象着饥寒交迫九死一生地从这里出来，能不能写出穆旦那样的诗？沉郁的，悲壮的？”
旧时光冷不丁扑过来的时候，邓康延不能自持。“我就是在民国课堂的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的课本，坐到他们后面。但我不能提问，也不能问答，不能和同学们接头接耳。外面树上的钟一响，大家呼啸奔涌而出，奔入他们的近代史。只剩我一人，站在教室里，空无一人。”
老课本中有一节：民国兵荒马乱之时，一个名叫王华的童子在池边守候陌生人遗失的金子，待对方返回，“指还之”。邓康延的评点只寥寥几笔：不以黄金为最贵的时代，就是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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