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和阅人一样，皆是一门学问。在读史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智慧；而在品人的过程中，则能增加阅历。人物纵横在历史里头，历史撰写在人物身上，两者就像融为一体的鸡尾酒，无法抽离出来独自品尝。这就是《读人与读史》一书作者唐晓岚笔下的魅力。

《红楼梦》中有一段评点古今人物的言论，其中有这样一段略有“哲学味道”的话：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应劫而生。运世生治，劫世生危……。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观念中，人们习惯用道德的标准来评判一个人，这使得中国的历史带有一种“泛道德化”的色彩。究其原因，多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把道德作为整个社会的价值枢纽，对一切人和事物的评价都难离开这把尺子。
可是，评价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忠奸善恶，仅凭着一种模糊的感觉和难以衡量的道德标准，是比较粗鲁和无知的。如果把他们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作为一个参数，还相对科学些。若某人做的好事影响到了一百个人，而同时坏事影响到了一万个人，那么这个人自然可以归为昏庸或者邪恶之列；而如果一个人做坏事影响到了一万人，而好事影响到了一百万人，则完全可以称之为贤人或者明主了。这种加减法的评价标准，虽然看起来过于强调实用，但是比起泛道德主义，似乎只能视为进步。当前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论调，比如认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这些错误的言论有一定迷惑性，有必要正本清源，激浊扬清。如果用这种标准对这一言论加以检测，便可得知这是有多么幼稚。我们的反腐败斗争，就是要打了“大老虎”不放“小苍蝇”。依法正风反腐，对于中华民族自信心的重振、对于经济的发展、对于后世的积极影响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说一个事情没有做成，分两种说法，一是说自己可以做没去做，此“非不能也，而不为也”；二是自己想去做而且努力去做了，但是根本做不到，如“挟泰山以超北海”一样仅徒劳而已。学艺不精还抱有大志向，就是志大才疏了。要考验一个人的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处于一个极限的状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尖峰时刻”。只有处于一种特殊的、极端的境遇下，人最根本的性格和能力才会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境遇，不外乎生离死别或者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刻。就好比古罗马的时候，把角斗士和野兽放在一起时，他们才发挥出最大的潜能来争取生存的机会。
一个人要想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有超出常人的胆识和才能。俗话也说：“莫欺少年穷”“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用”。管仲年轻时人们说他是“城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而他功成名就之后却说出了“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意思就是说，有本事的人就该富足，没本事的人活该贫困），估计他贫困的时候说不出这种难登大雅之堂的话。
如果要改变国家的状态，促进国家的发展，首先要改变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精神信仰。打个比方，那些能够一时激励人们的学说，就像兴奋剂，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但是不能用来维持长久的功效，就算不断使用，弊大于利；而那些渗透到民族精神里面去的文化，又是见效周期长的，要用来救国，非要至少几百年的坚持才可以。
而在这一过程中，士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的士人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他们既有一些共同的价值理念，又有一些和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们一旦真正要融入社会，就要改变自己的理想和性格，但是一旦发生改变，他们便不是士人了。让士人坚信学说可以救国，是一个危险的尝试，而这个尝试的开始，正是历代士人都非常敬佩的儒家圣贤孔子。
书分为两种，一种是越看越想继续往下看，一种是越看越不想看。而本书属于第三种，翻开后便不忍再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