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邓康延，1977年考入我校地质系。1982年开始在各报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杂文、译文。其中多篇获奖。1992年南下深圳，曾任职《深圳青年》策划总监、香港《凤凰周刊》主编。出版有各类著作及电视作品。代表作曾入全国畅销书排行榜。现为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纪录片制作，代表著作《常常感动》、《老照片新观察》、《老课本新阅读》等，纪录片制作《寻找少校》、《发现少校》、《深圳民间记忆》、《六十年三地歌》、《重返野人山》、《先生》、《民间》、《黄埔》、《盗火者》等，多种著作及纪录片获国家级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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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康延：不用对这个时代太绝望
先生回来
2012年12月28日，邓康延和他的《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一起来到了南京，邓康延上一次重要的南京之行是来拍摄纪录片《发现少校》的过程中，“我要向民国的首都致敬，因为它让我感觉又回到了故乡。”
邂逅先生
2008 年，邓康延担任制片人，在云南腾冲拍摄《发现少校》。
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一位美军少校后代将父亲60多年前写满中文名字的小红本和数张中美军官照片放到网络上发表，搅动了二战滇缅战场的尘封记忆，许多不为人知的二战远征军的悲壮、伤感故事浮出水面。
也正是这一次发现少校的拍摄过程，邓康延邂逅了先生。
邓康延告诉记者，他是在一个地摊上无意中发现了1922 年腾越小学学生姜兆信的民国课本，课本中的方块汉字，勾勒出一个与当下截然不同的语境，“看后感觉很好，于是就开始专门去收集民国时期的儿童启蒙读物，渐渐就想到了教育，想到了‘先生’。”
邓康延说，那时恰逢某报纸专栏和他约稿，他想写老课本的想法得到了认可，而后，邓康延以此为材撰写专栏、出版书籍，引发了社会上的 “ 老课本热 ” ，也由此催生了他酝酿十年的纪录片《先生》的拍摄：“民国先生，远去的精神。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十人十集，舒展性情、经历、作为，感性血肉，理性骨骼，莫不传奇而人性。
十多年前，邓康延就萌发要拍中国文化名人的想法，邓康延说，孔子、孟子那些先生离今人太远，而蔡元培等大师的时代过去不久，先生们的背影依稀还可以望见。
此前，邓康延所著《老课本 新阅读》一书，附带邓康延的阅读解注，掀起了一股极盛的老课本关注热潮。“这些老课本很多都是胡适、蔡元培等编写，现在再读这些百年前的老课本，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的体温。《先生》与老课本一脉相承，我们看完了那个时候学生们的文字课本，想看看他们身后的先生”。
以“先生”为名，邓康延将十年前的想法付诸实践。
“抗战前的黄金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发展蓬勃，尽管兵荒马乱。那时文化界也极具开放和包容，传统的仁义礼智信，与西方思想交融碰撞，大师云涌、文化斐然。不管是蔡元培的北大、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以及烽烟里的西南联大，都有知行合一、风骨卓然的先生和学生。
按照计划，纪录片《先生》共分十集，每集讲述一位先生。邓康延一开始在微博上列出了20余位大师的名单，而随着与网友互动、与私下朋友的调研和讨论沟通不断增多，邓康延手里的名单竟然多到四五十位。
“纪录片拍摄是为了今天树一面镜子，所以我们决定从教育做起，选择了与教育相关的十位先生，你看我们所选的包括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六位都是大学校长，其余三位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都在推行乡村和平民教育，还有一位陈寅恪也是一位大学里面坚守学问的教授。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些先生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和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宛如灯塔”。
寻找先生
30分钟一集的纪录片里，邓康延希望可以将每一位先生的思想理论、救国情怀以及人生转折尽可能记录下来记，并通过采访先生周遭事物、后人以及研究者去呈现他们的真实风范。
这是一部良苦用心的纪录片，邓康延在纪录片中体现了自己愿望“我希望《先生》有一点功能性的东西，让它成为实用教育榜样”。
也正是如此，邓康延对于该片制作也极其严谨。在确定了先生名单之后，邓康延请来了一批学者作家为纪录片撰脚本和做顾问。
邓康延告诉记者，筹划《先生》的时候高群书说他一定要来拍，他说拍电影把手都拍坏了。知名纪录片导演马莉接下了蔡元培、张伯苓的拍摄任务；给张艺谋拍奥运片的高小龙主动请缨拍胡适；王韧主导陈寅恪；其余六集则由他们团队里原凤凰卫视的纪录片导演钱喻、刘硕勤执导……“但是，我却只有车马费给他们”。
前后一年的时间里，《先生》的脚本成型，但是到了纪录片导演的手里，这些脚本虽然文字好，但却缺乏纪录片所需要的电视化的语言。于是借鉴原来脚本的文字，编导们又重新创作了一遍。
“不同的导演有不同风格，我对导演非常尊重，也必须让他们放手去做。作为制片人，我要求他们尽量把先生们的性格和对社会的认知表现出来，也尽量把他们为教育带来的精神成果表现出来”，邓康延说。
据了解，《先生》的每一集都有着不同的拍摄手法和思路。邓康延介绍，高小龙拍摄胡适，他在北京找来一位形似胡适的演员，再现“胡适之路”的场景。“他来回去了胡适家乡三次，还去了台湾，拍了100多个小时，记录片中只需要30分钟。难以割舍之下，又做了一个100多分钟版本，期盼能进影院”。
邓康延对台北胡适纪念馆馆长赠送的书签珍爱有加，书签上印着胡适的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能说八分话。”“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在他的微博上，转载了陶行知先生的话：“一要雄壮，可以令人兴奋；二要美丽，可以令人欣赏；三要阔大，可以使人胸襟开拓，度量宽宏；四富于历史，使人常能领略数千年以来之文物，以启发他们光大国粹的心思；五便于交通，使人常接触外国思潮，以引起他们自新不已的精神。”
《先生》第一个十集的背后，是他所理解的先生和大学，其中，既有“南渡派”也有“北归派”。蔡元培和胡适的北大、马相伯的复旦、张伯苓的南开、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乡村教育、以及陈寅恪的学术风范……由学者作家傅国涌、余世存、张冠生、熊培云等为纪录片写文本、做顾问。胡适一集和张伯苓、蔡元培两集托付给导演高小龙和高群书，陈寅恪则由纪录片导演王韧主导……所有的候选对象，都有文化人的正能量，不可替代，开风气之先。接下来的第二辑里，鲁迅、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傅斯年、钱穆、司徒雷登一一列入候选。
其中，他最爱胡适，拍胡适时好似听先生在上课，“有些道理我不认同又没办法不佩服”，胡适认为包容比自由更重要，所谓民国期间的文化就是互相对垒中取长补短，达到新的融汇，这样才会有相对合理的思想和文化体系出现。邓康延最终敲定的先生形象是一袭长袍背影，清瘦矍铄，眺望着远方。他的片头词：“那些背影，让我们发现民族的正面。”
回不来的先生？
现场，邓康延给我们我举个例子，民国小学课本上有这么一句话：“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它不吃草，它看着花。”这就是民国时候典型的美育教育，最初的诗歌艺术。小学的课文是叶圣陶写的文字，丰子恺作的插图，这些大师都蹲下来和孩子们说话。民众也敬字惜纸，对文化有普遍的尊重感。
邓康延说，比如，当时就”来来来，来上学”还是”去去去，去上学”他们就争论不休，来字太繁体了，去字太乡里乡气了，最后还是用”来”，从中就能感觉到他们的认真，他们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孩子们身上，寄托在教育上，“而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大家能给孩子编课本？”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以亲身经历印证了邓康延的说法，他还记得上小学的第一课课文正是“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在王则柯的记忆中，读书上学是一件愉快的事，他盼着开学的心情总是比盼着放假更强烈。
随后，邓康延便拿起一本民国课本挑选了一篇课文朗读起来，落地有声，字字斟酌。
邓康延说，这些先生名单的准则是：他们基本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不坠青云之志的。不管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莫不与人类的教育精神息息相关。
据邓康延介绍，目前他的公司越众影视正开拍一部新的十集纪录片《教育启示录》，将反思中国现在的教育问题，包括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乡村独守孩童的教育缺失、中、高考的积重难返。“如果《先生》是讲述近百年前的人，那么《教育启示录》讲述的是现在的事，这是一个对照，也是一个呼应和联动，它是在佐证《先生》，也是《先生》的一个回望。我们可能未必能给中国的教育把脉，但是我们可以把当下教育的人和事客观梳理，让教育者和关心教育的人去判断和解决。”
邓康延说：“一度我不知道这个局该怎样重新布？今天有朋友说，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哪怕一个小问题能拍深了，就有了纵深。我本想用大致相当的十个大问题梳理教育的脉络，但我不是教育部长，宏大问题让他们去解决吧，我们来谈一个六年级的学生，每天晚 11 点之前睡不了觉，节假日要去学奥数、钢琴，只为能考一个好的中学，然后才能考到名牌大学。只有考到名牌大学，才能够找到如意郎君或如花媳妇，才能找到一个好的单位，最后得到好房子好车子。 ”
邓康延告诉记者，有一次在火车站送别陈丹青，陈丹青对他说：“你们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我要肯定的告诉你，先生是回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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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文化报》：近年来，民国题材的书籍、影视作品十分风靡，为什么还要做“先生系列”？
邓康延：这些民国的先生们学贯东西，怀有一颗赤子之心，上有信念下有常识，即使在兵荒马乱中也能看到一种自然生长的民族形态。真正有学问的人不在乎你的年龄和立场，真正的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选了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十人，但为现今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
《都市文化报》：陈丹青曾说“这类动物已经绝种了”，你如何看？
邓康延：胡适先生倡导白话文时曾说过：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引申出来就是：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先生和人生榜样，只不过取舍的标准不同了，看问题的角度和社会环境不同了，装备和资源都不同了。
毫无疑问，这些民国先生是千年来可以和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相媲美的，也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时代，它被战争和意识形态淹没了。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地复原。但我们也明白，城墙扒了，再怎么复原，再怎么烧砖，也是现在的砖，再无当年的质地。民国，是兵荒马乱、颠沛流离，可有人怀有理想。不仅仅是先生，普通的民众也“敬字惜纸”，对文化有一种崇敬感。
记录邓康延
飘着小雪的南京城，傍晚，一个颇有文艺气息的书店里，我们见到了邓康延。
他头发自然卷，“倔强”的刘海不规则的铺盖在脑门上，他很正式，一件呢子西装，一双黑皮鞋，坐在那里，像极了先生。
在2012年的3月份，邓康延曾到南京参加首届华语大学生微电影节并担任纪录片总顾问。半年后，风雨故人来，邓康延是为了他的《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他玩笑似地向记者坦言：“南京的展览结束，我就要安定下来好好拍我的纪录片去，不能这样到处瞎转悠了。”
制片人邓康延
恢复高考首年，邓康延考入西安矿院。毕业分配后任地质工程师，之后南下深圳进入媒体。从《深圳青年》编辑部主任到《凤凰周刊》主编，邓康延又成立了以 “ 发现不应被湮灭的人和事 ” 为宗旨的越众影视公司，专情拍摄纪录片。
从《寻找少校》开始，到《深圳民间记忆》、《发现少校》、《迁徙》、《先生》等，到正在进行拍摄中的《重返野人山》、《黄埔军校》、《教育启示录》……邓康延说：“看着转变挺大，其实都有内在的缘由。”
这样的缘由或许就是邓康延心中对于生命的沧桑感。
在《发现少校》里有个镜头，腾冲九千多阵亡将士的墓碑卑微地罗列成排。一旁的馆长介绍，很多人的骨灰都混在一块，想到那些默默死去的十八九岁的军人，拍摄中的他们泪湿了。“你无法不还他们一个真相”，邓康延说，如果糊弄历史，未来就会报复你陷阱。 这些年，他看过无数人的历史。他说：“每一代人都没办法去代替另一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没法改变，就像没有皱纹的老奶奶是很可怕的，这种沧桑一定会落到你的生命里。”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每一辈人都形成特定世界观，更年轻的一代看到的世界充斥着有毒大米和地沟油，非常可疑，所以他们消解崇高。而他们50后，因过去的耳闻目睹和经受的苦难，对非黑即白的事情更敏感。而非黑即白在追寻历史真相时，也是一种可贵动力。
邓康延说告诉记者，有一回，自己与杨锦麟（原凤凰卫视主持人）对饮，聊到下乡时俩人抱头落泪，杨曾经恨过那个让他带病下地的生产队老队长。很多年后，老队长临死时，带着懊悔念着他的名字，他哭了，这是两个人也是两代人的和解。
邓康延说，曾经热播的电视剧《知青》代表了他们50后的一种返甜情结，“现在分布在体制内外各个中坚的50后，多是一批上了大学的老三届知青，都曾经天真热诚。”而自己和杨锦麟这样的人是那个时代的批判者。有好友说他偏激，可又认为他活得更率真。“当人们已经怀疑了原来信奉的主义，又找不到新的来支撑，就很可能以物欲和权力作为支撑。”
说起拍摄《寻找少校》的往事，邓康延说，大约2005年春日的一个黄昏，他在《凤凰周刊》签完当期的进厂版样，招待一帮朋友去深圳荔枝公园边的酒楼吃饭。夕阳晚风里，在滇西一直作田野调查的章东磐说起了远征军当年的悲壮和幸存者的凄惨，让邓康延不能自已。他借着心劲和酒力站起来和大家碰杯：“这件事我们做，写报道拍远征军纪录片，还原历史真相。”
邓康延告诉记者，当时他要求请假甚至辞职去拍片，惊动了公司高层，最终公司大度地允诺他保留主编职位及待遇去拍片。但是他们拿出的中国远征军提纲与台里制作部门沟通不畅，及至一班义勇军式的人马云集昆明后，一位主管叫停的电话把他们晾在路上。
当时，云南作家孙敏提出可以拍一部小角度的远征军纪录片，寻找一张葬礼照片上的牺牲者，还原腾冲国殇墓园十几位盟军阵亡者的姓名。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可当时的情况是原本的计划被叫停，拍摄资金怎么办？”邓康延想起一直与他一样有这份念想的西安企业家老友，向他求援，第二天20万元已到账上。
2005年5月初，他们正式开始了跨越怒江、高黎贡山的寻找。
邓康延告诉记者，事实上，这部纪录片和后来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一样，总共成本收回不到百分之三十。
“这就是纪录片在中国的现状，”邓康延很无奈，“我原来是从来不拍商业片的，但为了生存，也没办法。”
“但是，我也只拍我喜欢的商业片。”邓康延又迅速的补充了一句。
策展人邓康延
邓康延这次来南京不是拍纪录片，而是来办展览。
2012年12月29日，邓康延的《先生回来》全媒体致敬展在南京1865凡德艺术街区开幕，现场展示了与蔡元培、张伯苓等十位“先生”有关的图片、手迹、影像，民国经典书刊封面和老课本等，揭示中国教育的大家身影。
而《先生回来》的展览已经在广州北京成功举办过。
邓康延说，策展人不是他的身份，但是，做《先生回来》却是另他激动的一件事情。
去年8月份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办的那场展览让邓康延记忆尤深。
展览位于美术馆三层，只占据两个展厅，布展也极为简单，邓康延告诉记者，他当时曾想为展览拉点赞助，本来乐观地估计十几万元肯定没什么问题，可是最后问了一圈，没有一个朋友愿意给这样一场展览赞助，只是在口头上表达了道义支持。而且纪录片的制作经费也并不宽裕。
但是，就是这样一场朴素的展览，这样十集“小制作”的纪录片，却在当时吸引了很多前来追寻民国的观众。
邓康延说，那时正是暑假尾声，展厅里有不少带着孩子的家长，一位父亲抱着儿子，给他念陈寅恪的生平介绍；一位母亲，和女儿趴在玻璃展柜上，一起念繁体字的一份民国报刊；老人拿着笔记本抄写墙上的文字，小朋友攥着相机对着发黄的老照片乱摁快门。
有一位在现场的人在自己的博客中这样写道：人群中，我看到了邓康延。他正给观众讲解，说到动情之处，这个54岁的男人还得打打岔，他说，这些先生，不管是南渡还是北归，最后的结局大多凄凉。
这次南京的展览如同深圳的那一次一样，非常成功。
因为，这已经不是邓康延第一次策划展览了。
早在2011年5月由越众控股主办的以远征军为题材的“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二战中缅印战场影像展”就在深圳成功的举办过。
影像展展出了二战期间美国通信兵团164照相兵连在中缅印战区拍摄的了海量中国远征军及盟军照片。几位策展人亲赴美国档案馆，历时两个多月，整理了数万张图片及超过一百多个小时的原始影像记录。那次展览所有图片即全部来自于此，且其中绝大多数图片为全球首次公开。
虽然成功策划过很多展览，但是邓康延还是对他的纪录片孜孜不倦，他说：“办完南京这次《先生回来》的展览，我就要去忙我的纪录片了。”
感性邓康延
在邓康延的描述中，我们发现，拍摄纪录片的过程确实比策划展览要坎坷一点。
有些时候，这个当过总编辑，现任董事长的中年人还会被气的说不出话来。
邓康延告诉记者，2009年，他们拍摄《发现少校》，一天清晨，他们接上92岁的当年的远征军少校营长赵振英老人，租了昂贵的大摇臂开到卢沟桥，赵老投笔从戎的起点。没想到纪念馆的一位部长称：只买票还不行，拍摄需额外交费。他在深圳接到电话十分愤怒，又小心翼翼地告诉他我们是没有多少资金的民间小公司，只拍几个镜头，请他高抬贵手。那部长打着官腔说：没钱是吧？报文物局审批，上边同意了我这分文不收。
“我当时气得发抖，别人接过电话劝我，多耗一天全组人马也要很多钱，给他们就算了。后来我听说了赵老在等待的多半天里，惶惑不安，生怕他的国军身份影响了拍摄。待到正式开拍已是黄昏了，确实有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可我每次看到片中这一段老人驮着夕阳的缓步自述，就有欲泪的感觉，这卢沟桥和桥上的老人就是我们民族的宿命啊。”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邓康延依然情绪激动。
在拍摄纪录片《先生回来》的过程中，他们同样碰过壁。
邓康延告诉记者，著名纪录片导演马莉拍摄的那位先生曾经是北京某所知名高校的老校长，他们想通过校方沟通进校园取景，但是遭到了校方的拒绝，尽管邓康延试图通过深圳文联等机构开介绍信的方式能获得允许，但是依然无果。最后，他从别人口中得知是需要点费用，“我当即告诉马莉，这些费用我们公司出，但马莉这个小女孩很倔强，就是不同意，他跟我说，我们去拍他们的老校长，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钱，坚决不行！。”
邓康延说，后来导演马莉通过电视台的一些关系获得了一些资料，就是没有花钱进去。“不知道先生在天上看到这一切是该落泪还是该叹息。”邓康延哽咽住了，眼泪瞬间充斥了眼球。
但这些都丝毫没有打消邓康延继续拍纪录片的念头，他告诉记者，拍完《先生》后，仍意犹未尽，此时他手里还有《名媛》、《黄埔》、《民间》、《教育启示录》等多部历史与现实的题材正在或准备拍摄中。
为什么乐此不疲？邓康延给记者讲一个故事：“潮水回落，海滩遗留下许多鱼，有个孩子忙碌着把一条条搁浅的鱼扔回大海。有人劝他：那么多的鱼你这么做顶什么用？他又捡起一条鱼说：对这条，顶用。对我来说也是这样，能捡一条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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